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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研討>>學者傳真

    呂叔湘:語言研究中的破與立

    張伯江  2019年06月10日08:29  來源:光明日報

    學人小傳

    呂叔湘,著名語言學家,1904年12月生于江蘇丹陽,1926年畢業于東南大學,曾在英國牛津大學、倫敦大學進修。1938年回國后在云南大學、華西協和大學、金陵大學、中央大學、清華大學等校擔任教學和研究工作。1952年起任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1977年起改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兼副所長、所長、名譽所長。曾任《中國語文》雜志主編、中國語言學會會長、全國中學語文教學研究會會長。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美國語言學會榮譽會員,香港中文大學榮譽博士,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三、四、五、六、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法制委員會委員。著有《中國文法要略》《語法修辭講話》《漢語語法分析問題》《現代漢語八百詞》《近代漢語指代詞》等。1998年4月逝世于北京,享年94歲。

    家國情懷

    呂叔湘先生生于1904年,故于1998年,可以說是一位世紀老人。

    20世紀中國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現代漢語的創立和定型,呂叔湘正是這一事業中最重要的一位實踐者。2019年正值新文化運動一百年,呂叔湘成為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一位學術大家,是與新文化思潮分不開的。1988年,他在接受《光明日報》記者采訪時說:“直到現在,‘五四’思潮還在我思想中起作用。”

    呂叔湘14歲時考入常州中學,那是一所帶有洋學堂色彩的現代中學,不僅有國文、數學、英文等常規課程,課外還開設了國樂、工藝、陶器、書法等興趣活動,比如他們的音樂老師就是大名鼎鼎的劉天華。

    呂叔湘18歲中學畢業考大學,選擇了東南大學的文理科。這個選擇,還是出于“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影響。當時,吳宓和梅光迪兩位教授創立了西洋文學系,講授英國文學、希臘文學、羅馬文學等課程,傳播西方思想文化。與此同時,呂叔湘在大學期間還修了歷史、地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心理、教育、哲學、政治、經濟等課程。他在晚年回憶時說:“由于大學里是這樣學習的,我就什么都知道一點,變成一個雜家。”“有點雜家的底子,在專門研究某一門的時候,眼界就比較開闊,思想就比較活躍,不為無益。”

    畢業后工作了幾年,呂叔湘又考取了江蘇省公費出國留學的資格。此時的他已不再是熱血青年,工作實踐使其認識到,民族復興固然需要先進的思想,更需要切合實際的工作。1931年,一個偶然機會,他負責整頓北平醫學院的圖書館,后又主持過蘇州中學的圖書館管理。由此他深知,現代圖書館的建設對于推動文化教育至為重要。“現代的圖書館不同于古代的藏書樓。藏書樓的主要任務是保藏;圖書館的首要任務是流通。藏書樓的服務是被動的,單一的;圖書館的服務是主動的,多方面的。藏書樓是孤立的;圖書館構成網絡,伸向全國,伸向全世界。”

    就這樣,為了學習現代圖書館的管理方法,呂叔湘毅然決定了自己的留學方向——圖書館學。那時他的理想是,學成歸國后,從江蘇省圖書館的改造和整頓入手,為民眾的文化事業提供最切實的服務。

    1936年2月,呂叔湘從上海動身赴英,踏上了海外求學的旅程。“此身未必終異域,會有買舟東下時”,這是那年春天他在牛津寫下的詩句,彰顯了一顆報國之心。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旅歐的中國留學生對國內境況憂心如焚。那年中秋,侵華日軍的戰火燃至上海,而呂叔湘和好友向達還無奈地在倫敦從事著自己的研究,呂叔湘在依據《紅樓夢》研究漢語語法,向達在不列顛博物館里檢閱所藏敦煌卷子。呂叔湘把自己翻譯的《文明與野蠻》贈送向達時,在扉頁上題詩:“文野原來未易言,神州今夕是何年!敦煌卷子紅樓夢,一例逃禪劇可憐。”

    抗戰烽火阻斷了呂叔湘的報國夢,他匆匆提前回國,跟許多中國優秀知識分子一樣,在祖國的西南從事教學和研究。從香港,到長沙、廣州、河內、昆明、成都,所到之處,民眾的積弱,惡吏的橫行,家園的殘破,無不觸目驚心。

    1945年8月10日侵華日軍投降,呂叔湘一家是晚上聽見外面賣報的叫賣號外才知道的。聞此消息,全宿舍頓時歡騰起來。孩子們亂唱亂跳,呂叔湘和一些教職工自發地進城游行慶祝。半夜他回來后激動地對孩子們說:“杜甫的詩說: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你們明白嗎?”

    1949年,呂叔湘終于迎來了朝陽一般的新中國。這一年他45歲,正是年富力強。在他家中,至今仍保存著呂叔湘夫婦那段時期拍攝的一張合照,照片背后是他的親筆:“青年人懷著遠大的理想,老年人越活越年輕。——在祖國的土地上”。

    呂叔湘真的煥發了青春。他全面參加了新中國成立之初政府部門所有重大的語文建設工作:確定現代漢語規范任務,擬定中學教學語法系統,研制漢語拼音方案……

    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自1953年底開始起草,至1954年9月于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經歷了近一年的時間,呂叔湘從1954年3月起就作為語文專家參與其中。

    1954年3月初,憲法最初的草稿完成,董必武主持,邀請了胡繩、葉圣陶和呂叔湘,用了三整天逐條推敲字句;3月下旬,中央正式提出了憲法初稿,起草委員會聘請葉圣陶、呂叔湘為語文顧問,與其他專家一起,從不同角度討論憲法草案,以及五個組織條例,乃至劉少奇關于憲法起草的報告等各種文件。

    那半年里,呂叔湘有時連續幾天從早晨9點工作到晚上12點。直至9月14日那天,又從上午10點工作到晚上7點,在中南海修改報告。他曾這樣記述:“從三月初到九月中,今天是最后一次,功德圓滿,少奇同志酌酒相勞而散。”次日,9月15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上正式提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討論稿。

    1982年2月,新中國的憲法迎來最重要的一次修訂,呂叔湘2月22日—3月11日在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期間,全程參與了憲法的文字推敲和民事訴訟法等其他法律的討論。他對這一次的憲法修訂稿評價很高,對文字做了精心的推敲,從總則到具體條文,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見,并且專門講了關于并列項目聯結方式的處理原則。他對憲法初訂和修訂的重要貢獻,更是贏得了國家領導人的尊重。

    社會責任

    呂叔湘的知名度,遠超出其專業——語言學領域之外。他立足語言學專業知識,不遺余力地為中小學語文教育、社會語言應用、國家語文政策的制定和推廣傾注心血。如此熱心于公眾語文事業,一方面基于他青年時致力于教育的理想,同時也是深受葉圣陶先生的影響。

    1941年3月底,一個細雨蒙蒙的上午,葉圣陶親赴華西協和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呂叔湘的住處叩訪,那是他們最初的相識。從那時起,兩人結下了四十余載的友情。那時的呂叔湘主張“學術工作的理想是要專而又專,深而又深”,而葉圣陶的這次來訪,改變了呂叔湘對研究和普及的根本看法。

    此時的葉圣陶已是著名作家,卻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語文教學工作上。1940年,他就任四川省教育科學館專門委員后,為推進中等學校的“國文”教學,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創意的舉措,其中一項就是編寫一本供中學語文教師用的漢語語法書。呂叔湘聽明葉圣陶的來意后,就答應了下來。

    這就是此后《中國文法要略》的由來,它在中國語言學史上產生了巨大影響。

    《中國文法要略》的寫作使呂叔湘深刻認識到,普及工作并不是第二流的事情,深入淺出需要更深的功力;面向大眾,也更有深遠的意義。葉圣陶不計名利,花費大量精力編輯《中學生》《國文雜志》這樣的普及型刊物,一絲不茍,殫精竭慮,幾代知識分子都曾從中受益。呂叔湘正是在葉圣陶嘉言懿行的感召下,越來越多地做起了古文讀本、外語指導等普及讀物的編寫工作,和葉老一樣成為青年人和普通讀者的良師益友。

    新中國成立以后,語言文字問題成為黨和政府關注的對象。1951年1月的一天,毛澤東主席在審閱中央一份關于公文中文字問題的指示稿時,讀到其中指出的“濫用省略、句法不全、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長”等缺點時,深有感觸。他批示胡喬木說,這個材料“可以印成小本發給黨內外較多的人看”,同時建議“一般文法教育則應在報上寫文章及為學校寫文法教科書”。

    這個任務,不久就落在了呂叔湘身上。

    本來,胡喬木希望專門的語言研究機構承擔起來,但經過了周折之后沒能成行。于是,葉圣陶推薦了呂叔湘。呂叔湘毫不猶豫就接受了任務,約請了他在清華大學的年輕同事朱德熙一起合作,兩人奮斗了三個月,《語法修辭講話》于1951年6月6日在《人民日報》正式刊出了。

    此前,中共中央已通知各級黨委,提醒大家注意文理,并預告了《人民日報》將刊載此類文字。《語法修辭講話》刊出的當天,《人民日報》在頭版鄭重發表了由毛澤東親筆修改的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50年后,人民日報評論員發表文章評價說,“當時在本報連載的呂叔湘、朱德熙所著的《語法修辭講話》,提高了幾代人的語言文字應用能力”。

    1955年,中國科學院召開“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這是一次高規格的國家行為。《人民日報》為此發表社論說:“為了順利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為了充分地發揮語言在社會生活中的交際作用,以至為了有效地發展民族間和國家間的聯系、團結工作,都必須使漢民族共同語的規范明確,并且推廣到全民族的范圍。”

    會上,呂叔湘宣讀了《現代漢語規范問題》主題報告,強調“語言學家應該研究語言的規范,并且通過這種研究促進語言的規范化”。報告為此后若干年間我國的語言工作勾勒出藍圖。

    會后,國務院發出指示,責成語言研究所盡快編好以確定詞匯規范為目的的中型現代漢語詞典。此后幾年間,呂叔湘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現代漢語詞典》的編寫之中。

    《現代漢語詞典》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以前的漢語辭書都以文言為主,從來沒有人做過收普通話詞匯、用普通話解釋、舉普通話例子的新型漢語辭書工作。“不但要學習近代的科學的詞典編纂法,吸收先進經驗,還要解決編纂漢語詞典時所遇到的一些特殊問題。”在《現代漢語詞典》的編寫中,呂叔湘貢獻了他作為語言學家的全部聰明智慧,傾灑了畢生的汗水和心血。

    十年動亂之后,年逾古稀的呂叔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社會文化所受到的破壞而痛心。他認為,盡快確立正確的中小學教育方針是重中之重。于是,四處奔走呼吁,強調中小學的語文教學問題,熱心扶持語文教育中的新方法探索。

    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的那幾年,呂叔湘除研究性的學術會議以外,出席最多的就是關于語文教學的種種座談會;除研究性論文外,他發表最多的也是討論語文教學問題的文章。如果說,年輕時的呂叔湘,希望用現代文化知識把積貧積弱的舊中國喚醒的話,那么,十年動亂之后的呂叔湘,更希望本來薄弱的社會文化水平盡快補回損失,實現社會文明的現代化。

    在1978年3月16日的《人民日報》上,呂叔湘著文批評中小學語文教學少、慢、差、費:“十年上課總時數是9160課時,語文是2749課時,恰好是30%。十年的時間,2700多課時用來學本國語文,卻是大多數不過關,豈非咄咄怪事……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嚴重問題”。他認為,造成小學語文教學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是“學漢語”與“識漢字”的矛盾。“先識字、后讀書、再作文”這種線型模式,使小學生入學后不能在原有的口語基礎上及時地發展書面語言,不能達到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的協調發展,延緩了小學生語言和思維的發展。

    1982年,黑龍江的幾所小學作了三年的“注音識字,提前讀寫”教學實驗,呂叔湘對這一活動傾注了特別高的熱情,多次聽取實驗進展匯報,并于1984年親赴佳木斯參加實驗工作匯報會,對這一舉措給予大力支持。

    1985年元旦剛過,年過八旬的呂叔湘主動給《中國青年報》投去了一篇長文《漢語文的特點和當前的語文問題》。文章深入淺出地講解了漢語和漢字的關系、漢語漢字的演變和方言問題,介紹了白話文運動和漢語拼音化的前前后后。最后,他聯系鄧小平提出的“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和面向未來”,評論了漢語和漢字存在的種種問題,語重心長地說:“青年朋友們,未來是屬于你們的。你們繼承了一份語文遺產,它既有很多優點,也有不少缺點。怎么樣發揚它的優點,克服它的缺點,就有賴于你們的努力了。”

    學術風范

    1987年,香港中文大學為呂叔湘先生頒授名譽博士學位,對他的贊詞是:“英語世界中,英文之用字造句法度遇有爭議,常以佛勒之意見為準則。在中文領域中,我們則慣于以呂叔湘先生之意見為依歸。”

    細數二十世紀各個領域最有成就的學術大家,大都具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學貫中西。直到晚年,呂叔湘還在1980年中國語言學會的成立大會上強調:“有兩種偏向我想提一提。一種偏向是謹守中國語言學的舊傳統埋頭苦干,舊傳統里沒有的東西一概不聞不問。當然不能說這樣進行研究不會有收獲,但是可以肯定說收獲不會很大。另一種偏向是空講語言學,不結合中國實際,有時候引些中國事例,也不怎么恰當。介紹外國的學說當然需要,我們現在介紹得還很不夠,但是介紹的目的是借鑒,是促進我們的研究。我們不能老談隔壁人家的事情,而不聯系自己家里的事情。”

    呂叔湘在傳統文史方面學養深厚,又在大學全面接受了現代學術訓練。大學畢業后,他在家鄉丹陽的中學教書,就曾以《馬氏文通》為教材,初步接觸了漢語語法的全貌。此后在蘇州中學工作期間,又結合教學對英語語法做了深入思考。

    這個時期影響呂叔湘學術思想的,一位是丹麥語言學家葉斯柏森,他追究語法原理、從歷史原則看現代語法規律的鮮明特色給呂叔湘留下深刻印象;另一位是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路威,他的人類學著作讓呂叔湘接受了文化比較的觀念和方法。

    從1939年發表第一篇漢語語法研究論文開始,呂叔湘的研究就一直帶著開闊的視野,秉承比較的精神,顯示出獨特的深度。關于漢語早期白話多種語法現象的研究,從歷史原則看現代漢語的形成,奠定了他作為近代漢語語法研究開創者的歷史地位。《中國文法要略》是漢語比較語法的最早樣本,該書例言中說:“要明白一種語文的文法,只有應用比較的方法。拿文言詞句和文言詞句比較,拿白話詞句和白話詞句比較,這是一種比較。文言里的一句話,白話里怎么說,白話里的一句話,文言里怎么說,這又是一種比較。一句中國話,翻譯成英語怎么說,一句英語,中國話里如何表達,這又是一種比較。只有比較才能看出各種語文表現法的共同之點和特殊之點。”

    新中國成立以后,呂叔湘長期擔任語言學界重要領導職務,在中國語言學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引領作用。他在90歲高齡時為《朱德熙文集》寫的跋語中特別強調了研究方法:“中國人知道關于語言文字有一種學問超出中國傳統的音韻、訓詁之外,是從《馬氏文通》的出版開始的。這以后中國的語文出版物里邊就有了‘語法’這一種類,到現在已經附庸蔚為大國,并且產生了許多流派。可是在如何研究語法這個問題上談論的還不多。”

    20世紀50年代初,漢語語法學界展開了一場關于漢語詞類問題的大討論,呂叔湘發表《關于漢語詞類的一些原則性問題》一文,成為那場討論中最重要的指導性文章。文中提出的“詞類是根據詞的語法特點來分的”“詞有定類,類有定詞,跨類不能太多”“結構關系宜于用來做主要的分類標準”等原則,成為此后數十年間漢語學界的共識。

    20世紀60年代,美國描寫主義語言學方法引入漢語學界,引起了一場方法論的討論,呂叔湘的《關于“語言單位的同一性”等等》對“同一性原則”在漢語語素、詞、結構各級語法單位中的技術性應用作了全面、深入的研討,成為中國語法學界探討結構主義方法最具理論深度的論文。

    “文革”結束以后,呂叔湘發表了他積數十年經驗的《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從單位、分類、結構三大方面全面評議漢語語法各個層面存在的問題,討論可能的處理方案,指出人們很少考慮過的若干新的思路和研究課題,直至今日仍然是綱領性著作。

    1980年,呂叔湘在題為《把我國語言科學推向前進》的報告中,論述了語言研究里中和外、虛和實、動和靜、通和專四方面的關系,用自己開闊的視野、嚴肅的科學精神,做出了最好的示范。早在1963年,他就獨辟蹊徑,專門研究了漢語音節對語法的制約問題;1964年,他又別出心裁,創立了一個全新的漢語語法框架“漢語句段結構”,強調漢語組織關系不同于英語語法的特點;1973年,他在題為“語法研究中的破與立”的發言中說:“要把‘詞’‘動詞’‘形容詞’‘主語’‘賓語’等等暫時拋棄。可能以后還要撿起來,但這一拋一撿之間就有了變化,賦予這些名詞術語的意義和價值就有所不同,對于原來不敢觸動的一些條條框框就敢于動它一動了。”

    改革開放四十年過去了,中國語言學融通了國際語言類型學和中國傳統哲學、小學思想傳統,發展出了立足于漢語而具有國際意義的語言學說,不能不說,呂叔湘先生數十年前的遠見卓識,正是這些學術成就的思想源頭。可以說,呂叔湘先生真正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人,是真正做到“把做人、做事、做學問統一起來”的人,是真的能夠“以深厚的學識修養贏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領風氣”的一代宗師。

    (作者:張伯江,語言學家,曾于1984年—1998年任呂叔湘學術秘書,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著有《漢語功能語法研究》《從施受關系到句式語義》《什么是句法學》等,主持編輯《呂叔湘》畫傳。)

    (責編:孫爽、程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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